祝乃娟
21世纪的产业革命如何影响和重塑全球创新和经济版图？一国政府如何运用有效产业政策来成功实现转型？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催生孵化出以区域为依托的大型创新与经济平台？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产业政策扮演什么角色？有效的产业政策对于一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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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在《产业政策变革：中国与世界》中娓娓道来，这本书可谓是一本全球产业政策领域前沿学术成果的集大成者，该书主编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副主编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袁冉东。
中小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郑永年教授开篇就对改善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在这其中，中小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国民经济健康的重要指标。郑教授从国际、国内两个大视野出发，阐明了国际经贸风云变幻对中小企业带来了哪些挑战，以及我国应该如何为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与环境。在这其中，除了为其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风投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已经由要素驱动型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型，自主创新变得异常重要，风投是支持自主创新的一股重要力量，借鉴一些成功的国际经验，中国需要打造自己的风投生态圈。
另外，中国的民营企业生产着许多物美价廉的商品，这包括美国民众需要的众多生活物资产品，中国民企通过生产和在国际上销售这些产品，为全球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避免所谓的“全面脱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继续依靠这些市场的力量，推动民用技术进步和民生经济的发展。同时，为我国解决和扩大就业做出贡献。
半导体产业的挑战与机遇读完此书，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及其竞争的背景，读者将会有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该书更多是从国际环境视野入手，解读相关产业如半导体、低碳、稀土等产业的现状、国际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有益见解。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何恬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Anton Malkin对于半导体行业的分析。二位学者对于半导体行业的“国际风云变幻”，美国近年来在半导体行业的复兴意图和动作可谓是“入木三分”。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压近年来一直没有消停过，甚至连某私募收购韩企美格纳半导体公司（Magnachip）的计划，都最终被美国阻挠搅黄，即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美格纳的相关技术已经“相对落后”。同时，美国对荷兰、日本、韩国等国的联合和施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另外，美国在半导体行业支持方面，更是凯恩斯主义“还魂”，尽显“无形之手”。美国2020年出台《美国芯片法案》和《美国晶圆代工业法案》以及可以提供紧急资金支持半导体业的《无限前沿法案》。美国政府提出成立一个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National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对产业计划投入上百亿巨资。而据最近消息，当地时间4月25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公布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战略，该中心将支持半导体研发工作，把半导体制造业留在美国，提高美国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地位。该中心三大目标是扩大美国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减少从设计到商业化的时间和成本、建立和维持半导体员工发展体系。
国际方面，则成立以美国为核心成立的“芯片四方联盟”，既能维持产业链的可控，又可以实现地缘方面对中国的围堵，美国传统上对中国的“离岸平衡手”地缘战略尽显。近年，美国的“长臂管辖”也越来越明显，将其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触角伸向世界其他区域。
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重振美国半导体业，并围堵中国在半导体方面的发展和建树。读者读完背景叙述后可能会感觉有些许悲观，但是该书并不止于现状描述，而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有趋势研判与理性建议。
在为读者详细描述完拜登政府的半导体产业政策组合以后，本书也提出，中国现阶段依然有一些突破口来发展，一是外部压力导致的产业倒逼发展，已经逐步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二是供应链危机导致美国对于捍卫价值链高端位置的注意力发生错误转移。第一个方面好理解，外部压力导致了不少企业加大了研发力度，第二点则要放到全球经济供应链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在供应链方面仍占据上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为了缓解供应链压力也常会不得不为中美经贸关系做出一些努力。所以，中国应该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开放可能会催生与非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合作，因为大家都同时面临在此产业方面如何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中国古语的智慧现今依然有效，正所谓“危中有机”，所以我国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凸显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与战略定力。
但是，无论是半导体行业重振还是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成本问题。不少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回归很难解决成本问题，比如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报道显示，在美国建厂十年的相关成本将比在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高出30%，比中国大陆高出37%-50%。所以美国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是知易行难。
“地域嵌套型”经济平台的启示在产业政策研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地域嵌套型”，具有数个大规模“地域嵌套型”经济平台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是一些发达国家保持其经济先进性和竞争力的关键。企业的研发、科研、设计、生产都离不开那里的平台和土地，这就是这些国家为资本和技术创造了良好的地域性条件，使得资本成为嵌入地域的资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硅谷。硅谷最早是美国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的地方，以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著称。硅谷的风险投资占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1/3，硅谷孵化出了许多高科技公司，也有一些高科技的中小企业。另外，硅谷周边也云集着一些顶尖大学，为科技研发提供智力支撑。
该书序言中也提出建议，应尽快在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等区域建立起几个嵌入地域的超大经济平台。
“地域嵌套型”的特征是，在一个区域内形成科研、教育、培训、企业和产业链的全链条系统性的产业政策。大湾区近年来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大湾区互联互通为区域内的创新、研发、资本和人力等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区内城市之间在创新与技术转化上有着一定的互补性，珠三角城市的风投也较为发达，这都为大湾区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条件。大湾区城市也可在具有系统性与协调性的产业政策方面继续努力，如城市间如何通过合作补足研发弱项，扩大技术转化、人才合作、金融互联互通等。
以科创为例，香港致力于建设国际科创中心，2022年10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把香港打造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特区政府2022年12月22日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为未来5-10年的香港创科发展制订清晰的发展路径和系统的战略规划，引领香港实现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明确了香港创科发展的四大方向，包括“完善创科生态圈，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壮大创科人才库，增强发展动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智慧香港”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好连通内地与世界的桥梁”。
因此，香港可以更多发挥其先进的科技研发角色以及国际科创中心的定位，内地一些城市则可在科技转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已立足三龙湾南海片区，建立产业化基地，推动港科大高端人才、创新成果落地佛山，通过合作助力佛山打造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可见，香港在金融、科研成果转化、市场推广应用方面和现代服务业方面有着巨大优势，通过与内地科研机构、企业及地方的合作，可以让创新与科研的成果得到更多应用，能够给大湾区带来积极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人才培养至关重要。而大湾区等一些区域在这些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条件，加以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将会更好地承担好经济方面挑大梁的角色，助力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本书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横跨世界重要国家与地区、又观察于微到一些重要产业，理论分析框架严谨，同时又有基于现实的实证研究，无论是对于政策分析人士、研究学者以及普通读者，料想都可以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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